吕正操将军追忆张学良:当年他说我年轻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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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张学良和吕正操在美国重逢,耄耋二老掰着手指计算,分别已54年了。 
 
  当记者昨天去采访张学良先生的生前好友吕正操时,这位97岁的老人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拿着放大镜专注地看报上刊登的有关张学良先生的文章。客厅的一个柜子里,摆放着他1991年到美国去探望张学良先生时的合影。 
 
  吕老指着报纸说:“张学良的一生报纸上说得挺详细,这些事我都知道。” 
 
  “张学良不仅是我的同乡,还是我的长官和老师。”吕老告诉记者,“我和张学良都是辽宁海城人,我17岁参加东北军卫队旅就认识了张学良,他是卫队旅旅长。他问了我的名字和家乡,一听是同乡,从此就对我很关心。我先在卫队旅当文书,后来他看我字写得不错,就推荐我考东北讲武堂第五期。他是讲武堂第一期毕业的,当时任讲武堂监督,因此我们又是师生关系。” 
 
  吕老说,他到军队后和张学良的关系很密切。“从讲武堂毕业后,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了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让我当他的少校副官。后来又想让我到日本学航空,因我的手负伤没去成。1928年初,他又派我到沈阳任高级军政人员文娱活动场所同泽俱乐部干事,团结东北军政人士。我给他写信,说,不想当政客,想到部队打仗。他回信说我年轻浮躁。” 
 
  吕老笑了,“其实,他只比我大3岁半。” 
 
  吕老从那时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在俱乐部时,他曾到共产党的秘密机关一家书店买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他说:“列宁的书很多,连托洛斯基的书都有。”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主政东北,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29年春,他派吕正操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 
 
  “我和张学良在抗日上是志同道合的。我生在南满铁路边,小时候常看见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决心扛起枪打日本鬼子。我原来叫正超,后来自己改名叫正操,意思是操练好了打日本。张学良对我讲过,年轻时想学医救人,但父亲非让他从军。他从小就讨厌父亲身边趾高气昂的日本顾问,东北那时受日本欺负很厉害,他父亲被日本人炸死后,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他,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1933年3月,决心收复热河、与日军决战的张学良委派吕正操接任第六四七团团长。吕老回忆道:“张学良说,就是东北军全部牺牲了,也要收复热河,不然对不起东北父老。没等我回部队,第二天他就被蒋介石逼迫‘下野’了。我只得带六四七团移驻河北。” 
  张学良1936年10月调吕正操到西安张公馆任后勤工作。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呼吁共同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说要送蒋介石去南京。 
 
  “我劝他别去,说你去了就回不来。他不相信,说‘有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他的顾问)作保,没问题,3天准回来。’还很讲义气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说,等你一星期,你不回来我就回河北了。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了南京,从此再没回来。1937年1月1日,我回到河北徐水后,被中共北方局接纳为中共党员。”说起和张学良的离别,吕老记忆犹新。 
 
  没想到这一别就是54年,直到1991年他们在美国重逢。不过此间吕老和张学良一直未失去联系,他们有时通电话,有时写信,有些信吕老至今还保存着。由于蒋介石控制着张学良,他们有时写信不能具名。张学良在被软禁时,还偷偷让四弟张学思转告吕老,参加共产党这条路走对了。 
 
  说起能和张学良保持联系直至重逢,吕老提到了周总理和邓颖超:“张学良1936年4月在延安曾和周总理见过面,他们一见如故,无所不谈。周总理讲话一针见血,张学良非常佩服。以后张学良又对我说过,‘毛泽东我不了解,不能妄加评论。但周恩来是个伟大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他送蒋介石走时,周总理担心他走后东北军没主心骨会乱的,曾追到机场,想让他别去,可飞机已经起飞。周总理当时说了一句话:‘张学良看连环套看多了。’张学良走后,周总理和邓颖超一直关注着他,让吕老做他的联系人。周总理去世前还告诉罗青长:‘不要忘了,我们在海外还有个朋友。’这朋友指的就是张学良。1991年6月,在张学良91岁生日时,邓颖超写信叫我去美国看张学良,希望他回国。” 
 
  想当年西安分手,张学良35岁,吕正操31岁,说好3天后再见,谁知这一别竟然就是54年。1991年他们在美国重逢,双双都已是耄耋老人了。一见面,张学良就拉着吕正操的手说:“必之(吕正操的字)呀,我现在迷信了。”张学良晚年信奉基督教早有传闻,可在吕正操的心中,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当年的少帅会真正相信上帝。他回了一句说:“我也迷信了。”张学良纳闷:“你迷信什么?”吕正操说:“我迷信老百姓。”张学良一听就明白了,抗日战争时的吕正操是“冀中名将”,地道战、地雷战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张学良说:“我知道,你有个外号叫地老鼠。”吕正操说:“那不是我的功劳,是冀中老百姓的创造。”张学良大为感慨:“真心话,得民者昌啊,这就对了。” 
 
  吕老说:“见面后,我让他回国,他答应了。说他一直希望中国统一,还说只要国内需要他,他会尽力为中国统一做工作。我回国后,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迎接他回国的班子。把他住的地方都准备好了,就在钓鱼台国宾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回来。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从美国回来整整10年了,我再也没见过他。” 
 
  “张学良给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就一心一意想把中国统一,他一直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样中国才能得到统一富强。为了救国救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和杨虎城将军不顾集团利益和个人身家性命,力挽狂澜,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他一生志在国家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民族。” 
 
  1990年5月,吕老收到了张学良的信:“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谒延平祠旧作,书寄正操学弟正,九十老人毅庵(张学良的号)书”。渴望统一之心跃然纸上。 
 
  此次张学良病危的消息一经传出,吕老就预感不妙,早早准备了吊唁的电报。在唁电中,吕老写道:张学良将军生则功盖祖国,逝则重于泰山,无愧于祖国人民称之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伟大称号。 
 
  吕老还惦记着张学良的后事:“我知道他其实是想回国办后事的,他的子女也希望这样。他们给我发过电报,想通过我向有关领导转达,我都转过去了。我觉得,他回国是天经地义的,我希望他回来。前10年我就希望他回来,他本来也说是要回来的……” 
 
  如今,逝者不能复生,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吕老将军说:“即使对于我,这同样是一个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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