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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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35周年。河南省兰考县为了弘扬焦裕禄精神,决定编辑、出版一本书画集。征集稿件的消息一经传出,各界人士反响极为热烈,短短几年内,全国就有2000多件书法、美术作品被送往兰考。作者既有专业书画名家,又有省、地、市的党政领导干部;既有八九十岁的老者,又有十几岁的少年。已故著名书画家董寿平当时住在医院里,他拔掉输液的吊针,在病榻上欣然书写了“嘉行永传”四个遒劲的大字。人们把对焦裕禄的缅怀崇敬之情寄托于翰墨丹青,这再一次说明,焦裕禄这位在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仅一年零几个月的共产党员,一直活在人民心中。 
 
  宋人欧阳修说过,众人之中有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欧阳修选集·送徐无党南归序》)焦裕禄修之于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施之于事,全然不顾重病之躯而决战“三害”;见之于言,留下悲壮的遗嘱:“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他是不朽的。 
 
  初识焦裕禄:他一心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焦裕禄是在1962年我们人民共和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极其严重的困难时刻,根据党的调遣,从工业部门到受灾最严重的兰考县去加强农村工作的。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遭受风沙、内涝、盐碱“三害”毁灭性打击的兰考大地;兰考农民群众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纷纷外出逃荒。 
 
  但是,这天大的困难没有吓倒焦裕禄。这位40岁的山东汉子怀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愫,来到兰考后,以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精神,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立即领导兰考36万人民向自然灾害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我和穆青、周原同志是1965年冬季,即焦裕禄病逝一年半之后赴兰考采访的。当时我们本想从郑州去豫北林县,采访那里的人民在太行山腰开凿红旗渠、引来漳河水浇灌自古以来干涸土地的伟大工程的;后来听了周原汇报豫东重灾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后,我们决定改去豫东兰考。我们想:共和国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尚未恢复,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还面临着严重困难,很需要报道一些奋战自然灾害、恢复和振兴农村经济的典型,激励全国人民;人民日报正在报上开展关于县委革命化的讨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讨论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去兰考比去林县更有必要。 
  在兰考,我们请县里负责人谈,请县机关工作人员谈,整整谈了两天两晚。县委工作人员拿来了焦裕禄生前的三件遗物:一双补钉摞补钉的棉鞋,一双破袜子,还有那一把右侧有个破洞的旧藤椅。焦裕禄就是坐在这把藤椅上批评干部中害怕艰苦、追求“中游最舒服”的思想,那个洞就是焦裕禄在办公或主持会议时因为忍受不了肝部的剧痛而用钢笔和胳臂肘顶破的。 
 
  县委的同志们谈到焦裕禄拖着正患绝症的病躯,拄着拐棍,涉洪水,探流沙,查风口,终日奔波在兰考大地上;谈到他临终前和县委“一班人”一起制订兰考建设蓝图,并无限深情地表示,死后把他埋在沙丘上,他还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眼见那三件遗物,听着焦裕禄的一个个故事,我们心里都像压着一块石头,一边记笔记,一边心酸落泪,笔记本上滴下了点点泪痕。有时甚至哽咽不止,无法记录,吃不下饭。 
 
  县委负责人接着带我们乘吉普车遍访焦裕禄走过的一些村庄、沙丘、风口和他结交的一些老农,又整整跑了两天。人们深情地向我们倾诉:当雪涌农舍、粮绝炊断的严冬,焦裕禄扛着粮袋走进双目失明的老农家门,说“毛主席叫我来给您送粮来了”。当夜阑人静,他蹲在牛屋里跟老饲养员促膝谈心,寻访种植泡桐、刺槐,治沙治碱的计谋。后来,群众听说他病重住进医院,四乡八村的老百姓涌进县委大院,争着要去医院探视。焦裕禄病逝郑州,遗体运回兰考安葬那天,悲壮的场面委实叫人心碎。他生前见过面的或没见过面的,一个个奔跑着扑倒在他的坟前,双手抠进坟头的黄土,哭着喊着:“焦书记你回来呀,回来呀”……这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们记下了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实,焦裕禄彻底忘我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同群众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形象,朴素、廉洁、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的形象,活生生地站在了我们面前。 
 
  我们连日反复修改,七易其稿,写出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于1966年2月7日由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之后20天里,全国各地党委先后发出通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4篇社论,论述焦裕禄精神,号召学习焦裕禄。焦裕禄的名字传遍了神州大地。 
 
  再识焦裕禄:25年过去了,群众依然深情地声声呼唤他回来 
  1990年,全国各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决定,再一次兴起学习焦裕禄的活动。5月间,经济日报全文重发《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文章说:“焦裕禄的精神是光彩照人的,它的价值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所减弱,相反地更加显示出夺目的光辉。”接着,人民日报于5月10日发表社论《领导干部要学习焦裕禄》,并配发《焦裕禄事迹简介》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采写、发表经过的资料。社论指出:“焦裕禄的精神永葆青春。千变万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不能变,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而且,就当前某些领导干部的毛病来说,用焦裕禄精神医治,可能更灵一些。” 
 
  就在这年初夏,我和穆青、周原同志重访兰考,想去看看我们初访兰考25年之后,那里发生了什么变化。 
 
  令我们欣喜的是,兰考大地的泡桐林已形成绿色海洋,一眼望不到边,桐材已是兰考一项享誉中外的新兴产业。“看到泡桐树,思念焦裕禄”,是当地流行的一首民谣。许多农民争着向我们诉说,过去兰考人年年逃荒,如今住瓦房、吃细粮、骑“嘉陵”(摩托车)、看彩电,他们祖辈老少忘不了焦书记!焦裕禄当年勘查过的大小沙丘,如今一个个绿树掩映,不再见飞沙蔽日;盐碱地变成了棉花田,全县第一个大风口盖起了一栋栋楼房,成为一个油田的指挥部了。 
 
  但同时令我们惊愕的是,群众对农村有些基层干部贪吃贪喝,以权谋私,任人唯亲,作风霸道,大搞“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十分不满。在个别村子里,有人把干部家的泡桐树剥了皮,把稀大粪泼在干部家的大门上,发泄不满情绪。有的农民直言告诉我们:“当年焦书记领导我们治‘三害’,今天我们盼望再来一个张书记、李书记领导我们治一治‘三乱’!” 
 
  焦裕禄陵园管理员周宏典老人告诉我们:“老焦过世已经20多年,可每年清明节前后,他墓前带着馍馍、果品、香火前来凭吊的农民,总是络绎不绝。有的人还在墓前喃喃自语:“焦书记,你如今可有钱花?”“老焦呀,俺眼下一年到头吃上白馍了。想起您在俺兰考吃的苦,更想念您呀!”老周还说,有一次,从邻县来了一个农民,在墓前放声大哭,他说心里有话没处诉说,特地来跟焦书记说一说。 
 
  这次重访兰考,也是4天。兰考人民对焦裕禄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深深感动了我们。兰考人民渴盼有更多焦裕禄式的干部出现,呼唤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回到他们中间,这启迪我们写出了《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 
 
  这次出发兰考之前,曾有朋友说:“50年代人帮人,70年代人整人,80年代个人顾个人。时代变了,焦裕禄那一套怕是不时兴了。”到了河南,也有朋友为我们担心:“三位老记者恐怕很难在60年代焦裕禄这碗‘现成饭’上,浇上90年代的‘热浇头’哇!”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人民呼唤焦裕禄》发表后,我们收到了一大批读者来信,情真意切地表达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读后感。其中安徽的一位读者在信中说:“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通讯,一种激情在我胸中燃烧:回来吧,党的好传统、好作风!” 
 
  三识焦裕禄:大学生们爱屋及乌,为电影《焦裕禄》的导演、演员鼓掌十几分钟 
  1991年电影《焦裕禄》上映,又掀起了一阵新的“焦裕禄热”。举国争说焦裕禄,盛况空前。《焦裕禄》电影拷贝发行量创造了近几年的最高纪录。 
 
  导演王冀邢对我们讲过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这年3月,北京大学春季开学那天,学校放映《焦裕禄》。因为放映厅只有2000多个座位,所以一连放映了4场。那天,王冀邢和扮演焦裕禄的演员李雪健以及剧组其他人共十多人,应邀到北大参加首映。当时,王冀邢心里一直在嘀咕:大学生们会喜爱这部片子吗?90年代大学生的心能和60年代的这位县委书记沟通吗?他们心头疑虑重重,就悄悄坐在放映厅后台,没敢公开露面。 
 
  不想当机停灯亮,一个令王冀邢、李雪健喜出望外的场面出现了:放映厅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一个个大学生的眼里闪着泪光。 
 
  王冀邢、李雪健等被请到前台,同大学生们见面。他们向大家深深鞠躬谢幕,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整整持续了十几分钟。王冀邢、李雪健哭了。 
 
  这是爱屋及乌!大学生们把对焦裕禄的崇敬思念之情,一下子都倾注到剧组同志们身上了。 
 
  曾经有人说,“文革”时代的青年是“垮掉的一代”,现代青年人的人生目的在于“扩张自我”等等。北京大学电影厅里的掌声,足令人们真真切切地看清了当代青年的风貌。 
 
  从1964年焦裕禄逝世以来,数十年过去,为什么他一直活在大学生们心里,活在人民心里? 
 
  电影《焦裕禄》放映期间,我们曾应人民日报编辑之邀,写过一篇文章,其中一段写道:“焦裕禄的魅力,在于‘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在于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在于他对人民喊出了‘我是您的儿子’这句震撼群众心灵的至理名言;在于他亲自带头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在于他有不屈不挠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而且善于从消极因素看到积极因素,从困难中看到希望,看到光明;在于他一生艰苦朴素,以清廉、洁白的生活为乐为荣。” 
 
  这就是为什么焦裕禄已逝世35年,焦裕禄精神依然常青的答案。 
 
  焦裕禄这样的人堪称民族的脊梁 
 
  我去过3次兰考:1965年,1990年,1994年。同我采访过的其它一些县相比,兰考除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比较贫困这一点之外,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是,兰考之行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是因为,我在兰考看到,一个共产党员在最困难的年代,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以一颗最赤诚的心,作出了最大最彻底的奉献。这是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 
 
  李雪健说他扮演焦裕禄,“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创作”;同样,对焦裕禄事迹的采访报道,使我受到的教育也是刻骨铭心的。 
 
  鲁迅65年前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批判那种求神拜佛、怀古伤今、失掉民族自信的种种现象,盛赞自古以来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前仆后继战斗的人,是“中国的脊梁”。焦裕禄临危受命,到了灾难深重的兰考,领导人民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改变兰考贫穷落后面貌至死矢志不渝。我以为,他这样的人堪称社会主义时代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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