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墨越狱—方志敏狱中文稿是如何流传下来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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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死的决心
 
方志敏给胡逸民夫妇的信写于1935年5月,胡逸民向他许下转递文稿的“诺言”自然是在这之前。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提到,他曾因无法把文稿传递出去而停笔,直到“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这个“法子”,很可能靠的就是胡逸民。
 
当然,在监狱这个极特殊的环境下,方志敏也没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胡逸民一个人身上,他还找到了其他的“法子”——靠的是看守所的文书高家骏。事实上,这条路径更早地为方志敏传递了狱中文稿。方志敏简介
 
高家骏和方志敏的接触也是从“好奇”开始的。据高家骏在新中国成立后留下的口述资料,他听说看守所新关进了一位共产党的大人物,叫方志敏。于是,便趁着去牢房出售大饼(看守所牟利的手段)的机会,想看看方志敏究竟是何等人物。
 
高家骏描述的方志敏“身材魁梧,方脸庞,浓眉毛,两眼炯炯有神,很威武。”方志敏看到这个年轻人在观察自己,还主动和他攀谈起来。方志敏的平易近人和在狱中的乐观精神,让高家骏心生好感。
 
后来接触多了,方志敏崇高的人格和丰富的学识,让高家骏甚为钦佩。高家骏对方志敏几乎无话不谈,连自己恋爱的苦恼也向方志敏倾诉。而最让他感到受教育的,是方志敏给他讲授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真是讽刺,一个国民党监狱的职员,却从一个共产党人那里领悟到了“三民主义”的真谛。
 
高家骏起初尽己所能地为方志敏做一些琐事,比如购买报纸、暗中传递纸条给狱中同志等。在方志敏确认他可以信赖之后,甚至托他搞到了一根小锯条,一点点地锯镣铐,为越狱做准备。可惜越狱计划最终没有得到机会。
 
高家骏同样为方志敏的写作提供了帮助。
 
方志敏写作的机会,是“向敌人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而得到的。敌人以为能得到方志敏的“交待材料”,这才提供了纸笔。他们也防着方志敏写其它的东西,更不能让那些东西流传出去,每张纸上都有编号。但是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方志敏入狱不久,就把看守所所长凌凤梧等一批大小狱吏,发展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给方志敏供应纸笔的高家骏,自然很方便做些手脚,让方志敏真正的写作不为敌人所知。
 
高家骏还提到,方志敏曾让他弄一些米汤。他起初不明所以,后来方志敏托他传递文稿时,有不少是空白纸张。方志敏告诉他,这些要用碘酒擦过才能显出字来——这是最简单的密写方式,使用的是“碘遇淀粉变蓝”的化学原理。方志敏后来从狱中传递的密写文稿,想来就是用米汤所写。
 
方志敏写好的文稿逐渐增多,如何躲过敌人的眼线是个难题。方志敏在墙上挖了个洞,文稿放在洞中。这个洞他只告诉了高家骏。据高家骏回忆,洞有半块砖头大小,外面用纸糊着,刚好被床沿挡住。方志敏提防着敌人随时可能杀害他,因而嘱咐高家骏,如果他遇害了,请高家骏一定把这些文稿取出,想办法交给共产党的组织。
 
但是到了6月,方志敏决定提前把部分文稿传递出去。高家骏的口述提到,当时方志敏觉得“无法越狱,只好设法‘社会营救’,就是请上海的宋庆龄、鲁迅等知名人士出面营救。”
 
这个说法不能算错,方志敏确实给宋庆龄、鲁迅等人写了信,但“社会营救”同样机会渺茫,方志敏很清楚这一点,他对获救的态度一直都是“就是这样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真正促使他尽快送出文稿的原因,是他已经明确感觉到牺牲的步步迫近,一系列的打击在6月接踵而至。
 
6月23日,方志敏写了《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文中回顾,6月5日端午节那天,他请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娄梦侠来聚餐,并隔着“栊塞子”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胡海交谈。仅隔三四天,娄梦侠、胡海和曾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的谢名仁便被杀害。文中称赞“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6月9日,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也被国民党抓捕了。缪敏是在德兴县毛山坞水竹窝被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某团捕获的。当时,她怀有身孕,随红军游击队在山上坚持,因山上的条件恶劣且要躲避敌人,孩子降生即夭亡,产后没几天便被俘。缪敏曾被军法处提讯,凌凤梧、高家骏等分别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方志敏。方志敏说:“她被俘我知道了。她怀孕产婴,一定影响身体健康。她临难不苟免,一股巾帼气,我为她自豪!”
 
牺牲随时可能到来,必须要在牺牲前,把呕心沥血数月写成的文稿能够交给党组织,这是方志敏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谁能担任这个“信使”?高家骏向方志敏推荐了他的女友。
四送文稿
 
1935年7月初,18岁的杭州姑娘程全昭应男友高家骏之邀,瞒着家人,从杭州匆匆赶往南昌。
 
程全昭比高家骏小五岁,两人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恋人。但是因为家境悬殊,这份恋情遭到了程家的反对。程全昭在后来的口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南昌之行:“瞒着父母,私奔而来。”
 
在旅馆见到高家骏,两人自有一番衷肠要诉。高家骏依照方志敏教给的方式,第一天并没有告诉程全昭送信之事。当时的程全昭毕竟只是个单纯的小姑娘,涉世未深,一上来就说这个有杀头风险的秘密,方志敏和高家骏都担心她被吓住。两人只是倾诉相思之苦。高家骏把关押在看守所中的方志敏当成一件大新闻说了出来,并详细说了方志敏的英雄事迹。
 
第二天,高家骏才把替方志敏送信的事告诉程全昭。
 
程全昭既紧张,又激动。她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她已经被方志敏的信任所感动。高家骏给了她几张“李贞,住址宝隆医院”的名片,再交给程全昭20元钱当路费。“李贞”是方志敏给程全昭起的化名,取“真理”之意,又是“力争”的谐音,就是“为真理而斗争”。
 
“李贞”果然不负重托。
 
程全昭带着高家骏交付的一个纸包,和方志敏分别写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的四封信,赶赴上海。
 
她首先到了宋庆龄家,一位保姆开了门。程全昭讲明来意,保姆称宋庆龄去庐山避暑了。程全昭便把信和“李贞”的名片给了保姆。
 
程全昭随即来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但邹韬奋当时在国外。程全昭留下了信和名片。接着去内山书店找鲁迅。书店里的伙计告诉程全昭:鲁迅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们可以转告他。程全昭就把信留给了伙计。
 
最后,程全昭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校长。李公朴也不在。学校老师告诉程全昭:李校长一般是晚上六点半来上课。程全昭就一直等在学校门口,终于见到了李公朴。
 
程全昭到底是没有任何秘密工作的经验,直接告诉李公朴说,“我从江西来,帮方志敏送一封重要的信给您。”李公朴却不能凭这句话就完全相信程全昭,于是说了句不留把柄的话:“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让你送信给我?这样吧,信先放我这里好了!”
 
信都送到了,程全昭返回在上海的暂住地宝隆医院。夜深了,一位打扮时髦的少妇来到宝隆医院找“李贞”。她告诉程全昭,她姓宋,是宋庆龄派她来找李贞的。程全昭以为眼前的这位贵夫人就是宋庆龄,就把纸包中的文稿交给了她。这位少妇又告诉程全昭:“你来上海送信的事已经有人知道,你必须赶快离开上海,我就是特地赶来通知你的。”
 
第二天一早,程全昭就赶忙离开上海。因为钱已不够回南昌,她只能先回杭州。因为这次“私奔”,程全昭此后被家里人严加看管。
 
而在南昌的高家骏,等了二十多天也没有程全昭的回音。他着急,方志敏也着急。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嘱托,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
 
高家骏请了长假,于1935年7月30日抵达上海。送出了方志敏写给李公朴的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离开上海前往杭州。后来因家中失火,其余三封未送出的信全被烧毁。
 
高家骏回到杭州后,居然在第二年十月份偶遇了已被释放的胡逸民。从胡逸民那里,高家骏得知,他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家骏、凌凤梧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凌凤梧已被军法处审查,不知所终的高家骏被通缉。
 
从此,高家骏改名高易鹏(亦写作高翼鹏),逃离杭州,辗转多地,在乱世中艰难谋生。他和程全昭的恋情最终无果。
 
那时的高家骏还不知道,他碰上的“老熟人”胡逸民,正在赶赴上海的路上,而且他的上海之行,也是为方志敏转递文稿。
 
据胡逸民口述,方志敏是在7月末的一个深夜里,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他暗暗塞给胡逸民一大包写好和未完成的稿子,恳切地说:“你一定获得释放,我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拜托你,拜托你出狱后,找到住四川北路的鲁迅先生……”
 
这一番恳谈,竟成永别遗言。
 
8月6日凌晨,胡逸民被一阵镣铐的“哗啦”声惊醒,爬起来一看,方志敏正被几个狱警押出囚室。经过自己的牢门时,方志敏投来一望,再无言语。几天后,胡逸民获知了方志敏被秘密杀害的确切消息。
 
一年后,1936年秋,在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出面说情和冯钦哉将军的担保下,蒋介石释放了胡逸民。
 
胡逸民带着方志敏的狱中文稿,赶赴上海去完成他的遗愿。但是等胡逸民11月初抵达上海,却晚了一步——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
 
胡逸民转而想把文稿交给共产党的组织,然而十里洋场,人海茫茫,一个国民党的元老,怎么可能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正茫然无绪之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救国会”的报道,突然眼前一亮,上海救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章乃器,据说与共产党颇为友善。
胡逸民辗转找到了章家,把方志敏狱中文稿托付给章乃器夫妇,使这部分文稿得以留存下来。
 
除了程全昭、高家骏和胡逸民这三次传递狱中文稿,据胡逸民回忆,他的姨太太向影心时常到南昌的看守所中侍奉他,得以认识方志敏,也曾为方志敏向监牢外送过信(很可能包括文稿)。
 
向影心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她是比胡逸民小二三十岁的姨太太,专程从南京到南昌照料狱中的胡逸民,似乎夫妇感情不错。但是没等胡逸民出狱,她却和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队总队长桂永清混在了一起。后来她被戴笠相中,发展成了军统女特务,然后又嫁给了毛人凤……很可能方志敏早就敏锐地察觉到向影心不是那么可靠,在《遗信》中说:“就是你的夫人,现在也表示缺乏勇气。”
 
向影心传递狱中文稿只有胡逸民的回忆中提到,其传递的内容和流向,只怕会永远是个谜。
 
千秋青史永留红
 
几十年以后,高家骏、程全昭和胡逸民,分别用口述或撰文的方式回忆过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过。由于他们都是单线传递,再加上时间太过久远,回忆中难免错漏,彼此间亦有出入。比如高家骏和胡逸民都提到了传递的文稿中包括《可爱的中国》,其实这篇文章是由胡逸民传递的。又比如胡逸民说蒋介石亲自来劝降方志敏,得不到史料支持。
 
目前,史学界相对公认的是,方志敏狱中文稿,是通过程全昭、高家骏、胡逸民、向影心四个人,分四次传递到监狱之外。但真正让文稿交付党组织的其实只有两次,即程全昭和胡逸民。
 
这两个人互不相识,也没有任何横向联系,他们经不同路径传递了狱中文稿,中间相隔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这两个人其实都没有把文稿直接交到党组织,而是非常巧合地交给了同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
 
胡子婴也曾撰文回忆自己接收和转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历,她的回忆非常细致、细节充分,且能够与其他人的回忆和史料相互印证,因而准确度要高得多。胡子婴自己写道:“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我也老了,可能有些小的出入……但由于这两次经过印象很深刻,一次是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所以大致没有错误。”她的回忆,特别是她在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过程中的特殊位置,对还原整个过程提供了极大帮助。
 
“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那次,是去宝隆医院找程全昭。胡子婴就是那个“贵妇人”。当时程全昭问她姓什么,胡子婴不能用真名实姓,就用了母亲的姓氏,说“姓宋”,这才让程全昭误把她认作宋庆龄。
 
那天,胡子婴碰巧去生活书店,书店的负责人毕云程等几个人正在犯难。他们看了程全昭送的信,得知还有一包方志敏的文件在宝隆医院。信的真伪无法证实,白色恐怖之下,这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设下的圈套。如果不去取,更有可能辜负了那份从狱中冒极大风险送出的文件。
 
两下为难之际,胡子婴自告奋勇。她不是中共党员,又有社会显达身份,即便是圈套应该也有转圜余地。但是风险依然在,毕云程等人不同意。胡子婴却言出必行。这才由她取回了第一批方志敏狱中文稿,交给了毕云程、胡愈之。
 
胡子婴回忆,这包文件是密写的,要经过处理才能显出来,而且前四页是真的空白,直到第五页才有文字显出来。“这文件如何到鲁迅先生手中,又如何送到延安,我就全不知道了。”
 
胡子婴还不知道的是,毕云程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他把显影文稿抄件转到了中央特科。当时的中央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看后,又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接着文稿又由莫斯科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1月29日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方志敏狱中文稿。
 
出于对鲁迅先生的尊重和方志敏信中的嘱托,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鲁迅先生确实收到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但并非由他传递给党组织,相反,是党组织转递给他的。
 
关于这段历史,曾入选中学课本的《同志的信任》虽然与史实不符,但文中的判断一点没错:“鲁迅先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在所有共产党员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能以生命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
 
胡子婴第二次接收方志敏狱中文稿是在一年多以后,“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个貌似小商的人将一部分方志敏烈士的遗稿送到我家。”这个“貌似小商的人”就是胡逸民。胡逸民说,他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的机关或领导人,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
 
胡子婴回忆,这批文稿没有密写,是用毛笔直接写在纸上的,字迹与她一年前看到的信一样。当天她就看完了文稿,印象最深的是《可爱的中国》。
 
胡子婴对日期记述如此准确,是因为接收这批文稿五天后,章乃器被捕,即救国会“七君子事件”——那一天是11月23日。
 
胡子婴怕敌人抄家,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经宋庆龄同意,胡子婴立即取出烈士手稿交给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让他乘出租车送到宋处。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她收到过文稿,后来转交给了从延安来的冯雪峰。据档案载:冯看后做了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后来,冯又遵“小K”嘱转交谢澹如保存于上海。数年后,冯雪峰编辑出版的《可爱的中国》影印本就是这批珍贵文稿之一。
 
方志敏烈士狱中文稿里最长也是最早完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其手稿是1940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街头发现的,当即以重金买下。党史学界综合相关资料推测,这篇文稿很可能就是向影心传递出去的。
 
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叶剑英,看后写下《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
 
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郭沫若读了方志敏狱中遗著后,亦感慨不已,和叶剑英诗:
 
千秋青史永留红,
 
百代难忘正学功。
 
纵使血痕终化碧,
 
弋阳依旧万株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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