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四人帮"垮台全过程 消息如何由官方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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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四人帮”,是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历时十年、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浩劫从此结束,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22日,《人民日报》进行了公开报道。在这十余天的时间里,“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如何迅速传遍全国的?“小道消息”在人民大众中又是如何悄然传播的?人们得知喜讯初则震惊,既又怀疑,随后便是惊喜,这种得到重大喜讯唯恐不确的急迫心情,又是怎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和党心、民心所向的?莽东鸿同志的文章,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引子
 
  1976年10月6日晚8时至8时30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毛远新,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隔离审查”。中央为稳定局势,在此后的半个月内,逐步实施向党的高层内部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同时禁止传媒公开报道有关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传遍全国。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开始都是震惊、怀疑,随后便是惊喜。
 
  1.传达:由高层至基层,由党内至党外
 
  10月6日晚10时许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通过华国锋等人召集的紧急会议,及此后汪东兴的电话,得知“四人帮”被捕,一致表示赞同逮捕“四人帮”的行动。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同时个别告知一些老干部,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
 
  7日,中央召开驻京的党政军高干会议。据廖汉生回忆,当晚及8日下午5时至9日凌晨2时,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其中有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江苏的彭冲、许家屯,山东的白如冰,湖北的赵辛初、赵修,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济南军区的曾思玉,武汉军区的杨得志、王平等。华国锋神情庄重地宣布:王、张、江、姚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8日,中央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发出“打招呼”的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同日,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还发出两条指示: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广播电台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9日,中央决定,从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15号文件。
 
  18日,中共中央发出16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将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后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后,16号文件陆续传达至党外群众。至此,事隔12天以后,基层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
 
  2.10月7日至21日间,中央对新闻报道的处置
 
  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
 
  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晚10时,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对吴忠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此后,迟浩田三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社。
 
  怎样进行宣传报道,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接管电台以后,耿飚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杨正泉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是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则严格掌握,慎重处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儿。这一阶段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
 
  从10日开始,《人民日报》发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语录。
 
  从14日开始,出现“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
 
  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其中不指名地写道:“撕下他们披在身上的画皮,戳穿他们的狰狞面目和鬼蜮行径。”
  中央宣传内容及方针的变化,使地方传媒感到迷惑。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气氛显然有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这是为什么?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们听惯了的‘时尚’语言,开始改调了,这是为什么?人们苦苦思索,悄悄议论,越看越明显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第一句这是因为什么。”
 
  尽管一些地方自发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活动,但报纸、电台均不予报道。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从此,全国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3.10月7日至10日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传播
 
  尽管严密封锁消息,但从10月6日晚间逮捕“四人帮”以后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
 
  多数人得知消息时的心态:开始是惊疑,而后是狂喜。当然,在当时那种氛围里,人们间这种信息的传递,是极其谨慎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消息闭塞的广西资源县探亲,说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悦心情的表达,也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渐变得大胆起来。
 
  让我们看看,6日晚间至10日期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传播情况:
 
  6日,首先是“近水楼台”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10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驻中南海的记者杜修贤也是较早获悉的一个:“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
 
  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从妻子孟苏处听到消息,不敢随便相信。他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于光远回到家已是午夜12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于光远见到他俩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后,兴奋得许久没睡。 7日,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时刻,分别得知消息。早晨,李琴听到王海容的声音:“那四个人抓了!”电话随即挂断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个人”是谁。穆青的妻子周萝接到一个不知姓名女人的电话:“祝贺你们了!”晚上,友人刘回年悄悄走进朱穆之的家:“那四个人都被抓了!”
  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是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的,兴奋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报喜去了。
 
  7点多钟,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铸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罗荣桓之妻)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在她明白那“四个人”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扫室内卫生,友人李又兰打电话告诉她:夜里零点“四人帮”都被抓了起来。董感到:“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头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身体上下立刻都畅通了,天呐,真舒服,真开心啊!犹如27年前上海解放,顿时一切都明亮了。”
 
  邓小平也是在这天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是特意放开自来水的状态下,听贺平“传达”的。邓榕记述:“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他们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
 
  7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当时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李庄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8日,消息传到驻北京部队。军官们自发举行了半公开的小型庆祝活动,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的。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消息真的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
 
  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兴兴去莫斯科餐厅会餐。她发现,今天排队的人比往常多几倍,而且都面带一种神秘的笑容。两个身着半旧军服的年轻人大声说:“今天这个日子里,不多喝两杯,对得起谁呢?”又说:“这事使人太高兴了!”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严寄洲回忆:我听说后,心想,“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
 
  “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
 
  4.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
 
  武汉。 10月8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及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的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10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回到成都,他立即作了宣传。有人还据此写了一份材料《马识途同志从北京回来讲破“四人帮”的情况》,广为传播,后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传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复又传回成都。
 
  福州。华东地区血液病会议正在福州举行,忽然会议室外边的马路上人声鼎沸,声浪由远而近,越来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窗口探望,原来是游行队伍通过。在得知是庆祝“四人帮”被捕以后,与会专家个个兴奋得跳起来,会议也不开了,大家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灯火通明,鞭炮声震耳欲聋,如同狂欢节一样。
 
  上海。这里多叙述一下上海的情况。
 
  7日到京开会的马天水,对逮捕“四人帮”事持有异议,由于会议纪律,不能将“四人帮”被捕事,电话告知上海。
 
  当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处贴出了标语:“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已被捕了!”警察把标语撕了,对围观群众说:“这都是谣言,快走开,不许乱说!”
 
  14日,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开始传达到上海一般群众。
 
  从15日开始,上海群众自发地连日举行游行集会,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群众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
 
  老报人徐铸成回忆,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准备发动“巴黎公社式”暴动的紧急关头,各机关、各团体乃至各里弄的妇孺老幼,一齐出去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打倒万恶的‘四人帮’”、“清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等口号,响彻云霄。
 
  农村。在北京延庆县插队落户的季思聪回忆说:“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在他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以后,“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在另一个农村的大队部,广西知青钱文军和几个干部闲聊。公社广播站的崔会友闯进来,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接着,喝酒庆贺。钱文军回忆:“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
 
  当然也有闻讯后怀疑是“右派政变”之类的,甚至有议论要“举行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的。
 
  上海、武汉、成都、吉林等地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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